上雒古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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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也议先秦之上雒(彩之凤)
发布时间:2020-07-22 作者:彩之凤
近些年来,由于镌有 “雒亭” 铭文的秦陶罐在商州孝义湾出土,一些学者、史地爱好者,对几千年来“汉前无上雒建制”的史学结论提出质疑,认为现商州孝义古城就是汉前“上雒古城”或“上雒故城”。 今年(2017)初夏,“上雒丞印”秦封泥的公布,更是引起世人震动,为质疑者提供了有力佐证,再次激起人们的“雒”趣。
 
上鄀、上雒、商洛……,头绪很乱,亟需梳理,还商山丹水以真面目。为此,笔者也想就先秦时期有无上雒的问题议一议。
 
一、地域称谓  暂且不说对孝义古城的定性,先看看先秦时期,即秦王朝一统之前在现商州这块地方是否曾冠名为“上雒”。若连上雒之地域称谓都没有,何以奢谈上雒古城之地望?
 
答案是肯定的:有。 《左传•哀公四年》曰:“楚人既克夷虎,乃谋北方。……蛮子赤奔晋阴地。司马起丰、析与狄戎,以临上雒。左师军于菟和,右师军于苍野,……。”说的是晋哀公四年即前491年(前,即公元前,下同),晋国在楚国左右两路大军强势压境下,被迫诱捕了叛楚投晋的戎蛮头领赤等人,并送还楚国的故事。
 
《左传》,作者左丘明(前502年—前422年),春秋晚期人;成书时间,前403年─389年战国初期。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严谨、议论精辟的编年史,其权威性历来为为史学界所公认,故所言可信。作者和所述事件为同一时代,和后世人的转述不同,其可信度更高。
 
文中所说的“上雒”,即使非指城邑,起码也是指现商丹一带的地域。这就是说,最迟在公元前约五百年的春秋末战国初,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先秦时期,丹水中上游的这个地方就被人们称作“上雒”,并写进史书了!文中还提到另外一些地名,如阴地、丰、析、菟和、苍野,而无“商”的字眼出现,合理的解释是,此时的商丹一带就叫上雒,而非商也。
 
 二、称谓来源  上雒之称谓和一个名叫鄀的古国有关,很多学者认为上雒就是上鄀。笔者基本认同这一观点,更准确地说,上雒是古鄀国的主要部分,上雒的称谓是沿鄀─上鄀国名演变延伸而来。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,其先祖就是黄帝次子昌意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约前2500多年,昌意“降居若水”,建立了鄀国。立国地望大概就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一带,离商朝京畿不远。之后,随着漫长岁月的流逝,鄀国逐渐向西、向南的秦岭东南麓丹水流域扩展、迁移,成为古上雒乃至整个丹水流域的的主人。
 
夏商时期是鄀文化的活跃期。尤其在商朝,鄀国更是商王朝畿内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实力较强的方国。鄀人的首领在商王室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,鄀人的占卜术水平很高,技倾朝野。商王时常“若受年”,请鄀巫师占卜年收成情况。商州东龙山遗址出土了包括很多卜骨在内的大量夏商文物遗存,其中的卜骨很引人瞩目。可以说,占卜是鄀文化最显著的标志,而此时的楚人还处于“游徜徉”状态,势单力薄,尚未立国。所以,商州东龙山遗址出土的夏商文物应是鄀文化的反映。
 
商灭周兴后,鄀国臣服于周,又受到周王室的册封,但鄀国有自己的纪年与正朔(鄀正),不用周正,不奉纪周王统年。这说明,西周早期鄀国的影响力仍然很大。当然古上雒这块地方曾有过包括楚人在内的其他民族的存在。但楚从鄀出,流着鄀人的血统,是鄀祖先昌意之子颛顼(号高阳氏)的后裔。鄀国的昌盛期,正是楚人的滥觞期。从颛顼到周文王隔着帝喾、尧、舜、夏、商王朝,约一千五百年之久。楚族自先人季连开始“游徜徉”,最少经历了九次大迁涉,从中原祖居地向北向东又折西漫游,最后又向东向南发展。商末,在鄀国的鼎盛时期,楚人才在鬻熊的率领下,投奔了西岐首领姬昌(即周文王),被周文王封为“楚族始祖”,周初鬻熊第四代孙熊绎又被周成王赐封为“子男”称号,封地“五十里”于丹水之阳,正式建立楚国。其时,楚国“土不过同(方百里为一同)”,小得可怜,影响甚微矣。不过楚国毕竟为周王所封,名正言顺,经过百年“筚路蓝缕”的艰苦创业后,逐渐坐大,蚕食鄀地,危及鄀国的生存,最后成为鄀国的宗主国,直至完全吞并了鄀国。所以古上雒、商丹盆地、甚至丹水流域也打上了楚文化的印记。
 
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,古上雒是楚、晋、魏、秦争雄称霸的激烈战场,都想把上雒─六百里商於之地占为己有。而鄀国这个执迷于卜术的君子之国,只能在列强的夹缝中受气,朝秦暮楚,左右逢源,以求苟延。所以鄀人亡国是历史的必然,是迟早之事。学者陈朝霞通过对西周晚期器物铭文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:鄀在年西周恭王(前909)以后,最迟于周夷、厉两王(前869─前841)年间,才分为上、下二鄀,即豫西的商密鄀,鄂西的宜城鄀。虽然谁上谁下史界有异,但主流看法认为,商密鄀为上鄀,宜城鄀为下鄀。
 
鄀的消亡应从前621年,即秦国师攻打鄀国的第二年,鄀都由商密迁至宜城之时计起。消亡有个过程,先上鄀后下鄀。其时,宜城之下鄀名存实亡,变为楚国的一个县,逐渐为楚边沿化、同化。而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,不愿南迁而留下来的鄀人又逐渐在商密形成一定势力,并有一定影响,被人称为上鄀。前491年出现了“上雒”的说法,说明当时上鄀的地理疆域和历史地位很微妙,名亡实存。原属鄀国的商丹盆地为晋国所占,上鄀被挤压在都城商密附近一带的很小空间里,就这样还是不为楚所容忍,时常受到楚国的威慑。以至于在前478年,楚与商密鄀最终还是兵戎相见,结果上鄀大败,鄀主将观丁父也被楚所俘。这以后,上鄀才真正灭亡了,鄀国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 
上雒、商密山水相连,同处秦岭东南山麓,同属丹水流域,同为商於之地,同属一个鄀文化圈,为鄀(上鄀)国的势力范围。包括淅川在内的西峡、内乡的豫西等县,自古以来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就和商洛密切相关。鄀国故都商密,就在丹江下游的淅川县境内,现丹江口水库北区就在这里,鸡鸣三省的紫荆关,商於古道的终点也在这里。荀子说:“名无固宜,约之以命。约定俗成谓之宜,异于约则谓不宜。” 这种在一定时空里的约定俗成,诸如由国名、人名、水名、动物名、植物名甚至神话传说等等演变延伸为地名的事例,枚不胜举,司空见惯。若遇行政建制、修志、著作,约定俗成的名称往往会成为法定。因此上雒之称谓十有八九是从上鄀演变延伸而来。国亡,不等于由国名演变延伸的地名也没了。
 
 三、县治地望   随着秦封泥的发现,说明秦时已有上雒县,汉代的上雒县,实际上是汉承秦制,是保留不是创建。因此,在上雒地域上设置一个上雒县,顺理成章。
 
有人质疑秦封泥说:“不排除其中掺其少量的汉初之物”。须知,在一般正常情况下,专家看走眼的可能性甚小。更何况秦封泥为秦之物,形成于前221─前207年,而所谓“混入”的汉“上雒丞印”封泥,则应是汉武帝元鼎四年(前113年),汉上雒县从商县(现丹凤)“析置”时才有的。百年之隔的秦、汉封泥竟会出土于同一地点,令人匪夷所思,其巧合的概率几乎为零。
 
不过,对秦封泥有个疑问:秦朝实行郡县制是一件大事,既然有了上雒县的行政设置,为何没有历史记载?究其原因,可能有三:其一,秦朝寿命太短,只有十五年,没来得及建档;其二,秦始皇焚书坑儒,控制很严,不准记载;其三,项羽的一把火把有关文书同阿房宫一起烧了。最可信的是其三。
 
众所周知,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时,商县县邑(商鞅封邑)早已在丹凤古城落户了,那么为何不为“上雒县邑”也建座城池呢?总不能让县太爷背着大印到处流亡吧。最大可能性的答案是当时已有现成之邑,不必新建。是现在的商州城吗?不是,这是一座宋城,为秦后1000多年所筑。搜寻丹江两岸及南秦河一带再无任何城邑迹象,唯有位于孝义湾的一座古城,疑似“上雒县邑”。从遗址来看,有城墙,有烽火台,有大量出土的箭镞剑戈,丹水环城又形成天然护城河,南北均为高山峻岭,易守难攻,实为商於古道上的兵要重地。虽然也有较为狭小之缺陷,但作为一种缓冲过渡,担以县邑之重任,也是极有可能的。既有现成之城塞,何不加以利用呢?也许,正因为如此,秦汉以后,直至西晋均无州治,一直隶属于内史、弘农郡、京兆君。也许,正因为如此,据史志记载,到公元364年,东晋兴宁年间,上雒太守王糜之还对孝义古城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筑修建(史界有争议,待榷)。
 
那么,秦统一中国时,孝义古城尚在否?笔者认为:在。为秦孝公所筑,名曰:“苍野”。
 
【清】顾祖禹指出,秦孝公十一年曾在苍野“城商塞”。他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考证:“《史记》:秦孝公十一年(前351年),城商塞。曰峣关见蓝田县,去今州百六十里,曰武关,曰白羽城今河南内乡县,曰苍野聚在州南。州为秦东南险塞也。”所谓“城商塞”者,城,系动词,筑(城)之意;商,泛指商山丹水之地域,同现在“商洛山”的说法类似;塞,即兵塞、要塞、关塞,兵要重地。故“城商塞”的原意应是:在商地筑建兵防关塞。
 
在这里顾祖禹只字未提丹凤古城,表明当时的“城商塞”没有丹凤古城。商鞅封地“商邑”是十一年后的前340年秦孝公专门为商鞅建筑的。但后人在解读秦孝公十一年“城商塞”时,总是和商鞅封地“商邑”联系在一起,认为“城商塞”就是丹凤古城。这是对“城商塞”误读。城塞和筑邑是两码事。
 
但是,何以见得“苍野聚”就是孝义古城呢?
 
北魏晚期的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曰:“丹水自苍野,又东历菟和山,即春秋所谓左师军于菟和,右师军于苍野者也。”其中菟和山即现在丹凤资峪岭。
 
2013年,王国伟先生在《商洛日报》发表的《古上洛探秘》一文中力主孝义古城即为上雒故城,并指出孝义古城当时名为“苍野”,并做了多方考证。家住孝义古城村的李明记先生也持相同观点,并著书《上雒古城遗址探秘》论证。
 
笔者从网上下载了一张商州─丹凤的地图,并对孝义古城等地名做了标注,还对其中有关村镇相对于商州城的距离做了大概测量(如下图所示)。从地图可直观地看出,商丹盆地即此段商於古道呈东偏南南走向,孝义古城据商州城约23公里,距丹凤县城约18公里。古城位于夜村东约2公里,资峪沟口位于丹凤城东约11公里处。古城与资峪岭(沟口)约29公里。
 
 综合统观《左传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等史书的记述,并与之比对,可看出苍野同孝义古城的地理位置基本吻合,符合“城商塞。……曰武关,……曰苍野聚”,“丹水自苍野,又东历菟和山”,“以临上雒。左师军于菟和,右师军于苍野”之说,故可断定苍野和孝义古城实属同一地点。 
 
有趣的是,笔者也对孝义古城墙和旧商州城墙周长做了一个大概测定,发现二者城墙周长竟无太大的差别,均约三公里。只是孝义城为长方形,南北长,东西短,而商州城近似正方形,东西略长。但二者的城郊差别很大,商州城的郊区显然大得多,很利于后续的开拓发展。
 
所以,秦始皇因地制宜,权衡利弊后,将原有的秦孝公筑建的孝义城塞升格改造为上雒县治,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 
本世纪初,在孝义古城东约二、三公里处的刘二村出土了一只带有“雒亭” “楚里孙”铭文的秦陶罐,无疑也是上雒县地望的一大实物佐证。刘二村、刘一村(原名下塬、上塬)和牌楼街,都是古城郊区的聚落,紧连商、丹界桥─雷家坡丹江大桥。
 
“雒亭”也许就是秦时刘一二村的称谓。县乡里亭,在城关或城郊设亭,县亭同城,也是惯例,似在情理之中。即使现代大都市的城郊不也有区、乡(办事处)、社区、居委会(村),甚至城中村,不也同城吗?
 
要指出的是,虽然秦孝公曾在孝义湾“城商塞”,但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此前晋国就没在此筑城。秦孝公的“城商塞”,也有可能是在原有基础上加固维修或重建。毕竟上雒曾为晋(魏)地,占领的时间最早也最长,直到魏惠王后元六年、楚威王十一年(前329年),魏楚陉山之战后,魏国才很不情愿地履行诺言,把上雒全部送给了秦国。
 
四、城邑弃毁
 
上雒县治何时迁往南秦河和丹江交汇处,即金凤山下的商州现址呢?或者说孝义古城是何时又为何弃毁呢?宋商州城的修建和孝义古城的弃毁有关系吗?
 
我们不妨再打破砂锅问到底,做以探讨。
 
上世纪五十年代中,考古界认定现商州城为宋城,城墙为土墙,城周长九里三。建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出于行政、经济、交通的综合考虑。此时,上雒县犹在,州县是否同城不好说,但孝义古城作为一座边防兵城,军事价值依旧,因此应该还是存在的。
 
那时,商丹盆地是宋金几百年的鏖战之地。面对金兵的侵入,秦桧大搞绥靖投降政策,“割秦商之半畀金”,在孝义古城和丹凤古城之间划了一条边境线。当时,丹凤的旧商县已改名为商雒县,金贞元2年(1154),金人又将商雒县降格更名为商雒镇,归上雒县管辖。元朝至元正元年(1264),又废上雒县,以州代县。从此商州取代了上雒县和商县,孝义古城的上雒县治被取消了,孝义古城被遗弃。
 
但战争使宋商州土城千孔百疮,于是元朝至元(1284-1295)年间重新缩建。据《大清一统志》记载:缩建后,“商州城周五里有奇,门四,南近丹水,东西北有壕,深二丈。”记载还明确指出:“明成化(1465-1488)、嘉靖(1522-1567)间甃砖。”另据民间传说,修葺州城时,拆除了孝义古城的城墙,并用人墙方法把砖头传递到城里,还将剩余之砖建了东龙山双塔。
 
如果传说可信,则孝义古城大规模被毁的时间应为明代成化年间。遭毁原因和战争无关,仅为建设新城所需。从此,孝义古城便无城可守,沦为一个普通村落,唯有民间代代相传的野史和时不时被农人刨出的箭镞剑戈、砖头瓦块,向世人炫耀自己曾经的非凡阅历。
 
五、小结与商榷
 
 从以上分析,可有以下初步结论:
 
1、先秦时期就有上雒的地域称谓,最迟为公元前491年。上雒县的设置为秦朝,即公元前221年-公元前207年。孝义古城即上雒县治,亦即商州(区)故城。
 
2、现商洛市商州区(原商县)沿革于秦上雒县,和设在现丹凤的旧商县无关,并非汉时割境“析置”。县名相同只是名称延用,不是实体继承。
 
问题商榷:
 
1、商洛或商州(县)的得名,和古商国、商鞅封邑有关,但不能因此就说上雒的得名也如此,不能排除和鄀、上鄀有关的可能性。也许商洛或商州(县)的得名,是综合兼顾二者的结晶。
 
2、目前对现商州旧城的定性为宋城,据州县志史所记载,商洛(商州)辖县始于西晋泰始二年(266)。那么从西晋到北宋或南宋的千年左右的时间里,州城在哪里?是否也在孝义?
 
 有人说,历史是不断证伪的过程。此言极是。为了不断逼近真实,就需要不断地求索,这就是本文的宗旨。只是鉴于水平有限,谬误之处在所难免,但愿以己之管见,求教于诸位有识之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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