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州不是个大地方，史籍记载也不很多，即有所载，也是语焉不详。官修志书之外，民间著述，几为空白。但古史悠悠千年，总是有草蛇灰线遗存，可供追溯和探寻。我珍藏和读过各县的新编志书和印发的文史资料，对于科学地深层地挖掘和研究工作，有厚望存，有信心在。我曾在商洛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大会的发言中，引述过胡适的名言“有一分证据，说一分话”，我以为这就是科学的态度。地方史志是科学，不是文学创作，科学研究就讲究实事求是。“文革”当年盛行的无中生有，颠倒黑白，断章取义，夸大其辞，无限上纲之类的用于整人诬人的唯心主义作派，绝不可用于科学研究。研究资籵的稀缺，并不可虑。可虑的是真伪杂，清水搅混，“山塞”“恶搞”。看似热闹，实则虚空;此类殷鉴，距今不远:那年郭沫容对所谓新出士、今人做假的坎尔曼诗的考证，煞有介事，轰动一时，到得头来，成为笑料，就是一例。郭老何等高人，也有走眼的时候——是走眼，并非有意作伪——遑论别人！教训甚明，因了一分不真实的证据，说出了不止一分，而是一大篇不真实的话。郭老为人诟病，此亦为一端。

 

我还觉得，我们在商州文化研究中，似乎还要加大对近代先贤的关注度。以我私见，古史上的与商州沾边的名人或商州土著，对商州社会文化的彩响毕竟有限，而近代先贤的志行事功，则更大的程度上，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世情上，影响了当代的商州。厚今薄古当然偏执，不可取法，但忽视资源丰厚，甚至俯抬即是或稍加追寻即可致获的近代史事，而任其湮没，任其变成难以索解的谜团，就不只是偏执，而是“近寺人家不重僧”的短视和轻漫了。

 

当前是商业社会，曾见有愤青著文，斥之为，现实得露骨，功利得全祼的社会。这当然火气过旺，姑妄言之姑妄听之，无须认同也罢。但在理想之光的召唤下，以九死未悔的坚初，青灯黄卷，埋头书案，在古纸堆里讨生活，为地方文化尽其绵薄之力，也是社会和历史的需要。文明社会也还需要这样的认真的人，实诚的人一一虽然在些人眼里，“实诚人”早已改变了本意。

 

读高林的《商州往事》，感想很多，只写了这些似乎离题的话，又以序言之名缴卷，何足为训，尚乞高林和读者诸君，有以教我。

 

2009年12月5日于西安